比特币从开始到现在涨了多少倍 濮存昕当年出了什么事

此前，隐声匿迹许久的濮存昕，在访谈节目中谈及他对于年轻艺人“人设崩塌”这一普遍现象的看法。

他一针见血地说道：“这是教育的问题。如今的演员成绩还不见多少，助理保镖已成群，当演员有明星梦无可厚非，但在历史长河中，要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要练好人生的基本功！”

节目中的濮存昕，举手投足还带着年轻时那股风流倜傥的书生意气，他的心态或许与当年也别无二致。

从“少女杀手”到“少妇杀手”，濮存昕称得上是中国最有魅力的男演员之一。

他是《清凉寺钟声》中的明净法师；

他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孙策；

他是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；

他还是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中，惊鸿一瞥的“诗人”。

但是自从他脱离大众视线，专攻话剧舞台之后，大家已经很久没见过濮存昕了。

上次他引起大众的关注，还是在某次采访中，非常犀利的自我吐槽。

那是某场濮存昕主演的《哈姆雷特》谢幕后，在后台有记者问他，未来是否有拍摄影视剧的计划，甚至记者还更直白地问到：“是因为您更喜欢话剧的工作节奏吗？”

濮存昕没有接下记者给的台阶，毫不犹豫地直接否定了这个设问，揭开了自己的窘境：“我没有机会的，影视作品也没有我的活，我演的东西没人看。”

甚至，他还着重重复和强调了“娱乐市场真的没有我的活”。

直到濮存昕自揭伤疤，将自己在市场上的窘迫境遇宣之于口，我们才意识到，原来，连濮存昕都已经无戏可拍了？

细数起来，近几年的濮存昕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，参与各类的话剧、舞台剧演出活动，几乎没有影视作品，偶有一部，也是在好友的作品中客串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角色。

徐峥在某档演艺类节目中曾说：“属于好演员的春天来了”。

看着像濮存昕这样的演技派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尴尬，我们不禁要发问：“这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？”

濮存昕的演技，有目共睹。

出生于演艺世家的濮存昕进入演艺界、成为一名演员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1953年，濮存昕出生在北京，他的父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苏民。

在舞台前后长大的濮存昕自小就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，父亲是著名导演，家中也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

于是之、曹禺······这些写在艺术课书上的人物都是他亲切的长辈。

24岁那年，濮存昕考进了空政话剧团。

濮存昕什么活都干过，道具、舞美、场务、道具、群演······他始终与他热爱的舞台紧密相连。

但是真的成为主演，已经是濮存昕32岁那年的事情了。

1985年，濮存昕以人艺家属的身份参加人艺组织的迎春晚会，蓝天野看到濮存昕，将他拉到一旁，问他愿不愿意来人艺排一个戏。

回忆起当年，濮存昕依然心存感激：“这是梦寐以求的、不可想像的事情，当时我心里一阵暗喜，又有些吃惊。”

蓝天野告诉他，自己在准备一部关于秦始皇父子的戏，想请濮存昕来试试演公子扶苏。

扶苏也是剧中戏份极为吃重的角色，濮存昕下了好大力气，才吃透了扶苏一角。

濮存昕正式因《秦皇父子》这部戏借调进了人艺，也从人艺开始涉足影视圈，甚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国民男演员。

80年代末，濮存昕第一次与大导演谢晋合作，扮演男主陈寅。

面对大大小小的摄像机、打光板濮存昕紧张不已，连台词都忘了怎么讲。

原本他见到女主角应当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是陈寅……”

结果濮存昕脑子一懵，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是濮存昕。”

现场笑成一团，让对自己一贯严格要求的濮存昕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这一次的合作让谢晋导演对这个年轻人青睐有加，1991年，两人二度合作《清凉寺钟声》，濮存昕饰演明镜法师。

濮存昕回忆起当年：“那时候学的就是塑造人物，既然要演僧人，就要有那份静气。”

为此，他每日到寺庙里跟着僧人打坐念佛，甚至连僧人们都没有发现他不是出家人。

到如今，当年念过的《往生咒》他依然能倒背如流。

对于观众排山倒海的喜爱，濮存昕心里很坦然：“观众当然爱看，因为我是拿命在演！”

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会成为人生路上一往无前的助推剂。

1993年，电影《云南故事》播出，在电影中，濮存昕演一位深情善良的青年军官，一经播出，濮存昕的形象红遍大江南北，陆续有更多影视角色找上了门。

话剧舞台的历练让濮存昕在影视荧幕上驾轻就熟，他练就了极强的台词功底和形体素养，他的台词清晰明了、感情充沛，台前的一分钟，背后都是数十年练就的苦功。

为了演戏更加逼真，他坚持几个月不剃须，留出一把美髯；为了演好李白，一句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，他反复朗诵无数遍，直至声音嘶哑。

荧屏中的濮存昕没有被唇红齿白、端庄正派的外表所耽误。

上到帝王将相、下到贩夫走卒，他演过文人雅士，也演过土匪盲流，演过明艳少年，也演过和尚道士。

有人戏称：“濮存昕一个人，承包了中国几千年。”

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这样总结自己：“与其说我是演员，不如说我是导演；与其说我是导演，不如说我是教员。”

对濮存昕来说亦是如此，“我是演员，我必须倾尽全力为表演而生。”

表演的目的，是为了给人看，让观众从表演者的呈现中获得知识、收获感动、达成情感的共鸣、甚至教育人，才是表演的根本目的。

有了“1爽等于1.6亿”的“珠玉在前”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明星演员与金钱挂钩，殊不知，这是对真正的演员的侮辱。

演戏于濮存昕而言，不是赖以谋生的手段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尊重，真正的演员便是如此，燃烧自己心中的热火，只为奉献给他心头的伟大事业。

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濮存昕可以如此决绝地离开影视市场、回归话剧舞台。

在采访中，濮存昕将自己的“无戏可拍”归结为两个原因：

其一，是市场上没有他的活儿。

诚然，濮存昕已年逾花甲，戏路比起年轻时候受到了不少限制。

但是，对他这样成名多年又演技精湛的名人大腕儿来说，只要基本功还在，总不愁没有合适的角色。哪怕数量再少，也不至于隐退江湖。

其二，则是他主动地放弃。

作为话剧舞台的大忙人，濮存昕的话剧总是提前一年档期便排满了，而“影视计划已经没有提前一年的事情了，那就不要被骚扰，不要被捉弄。”

如今影视剧的制作周期越来越短，也越来越流水化，项目立项之后恨不得边写剧本边拍边剪边播，留给演员吃透剧本、揣摩角色的时间少之又少，更无法满足濮存昕对档期的要求。

不能与角色融为一体、不能展现出最精湛的表演，这是真正的演员无法忍受的。

各位看官可以试想：

在一部电视剧中，年轻的男女主角是面若桃花、演技却呆若木鸡的数字先生和数字小姐。

饰演长辈的濮存昕对着他们流露出各种深刻又复杂的或关爱备至、或矛盾激烈的情绪。

这画面像不像濮存昕一个人出演的、对着木头弹琴的滑稽戏？

这对濮存昕来说，当然会是一种捉弄，甚至是一种侮辱。

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“格雷欣法则”，当一个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演愈烈，那么最终良币将无法生存，市场上将只留下劣币。

影视市场便是如此，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，影视行业更多时候依靠的是市场自发的调节。

观众爱看真人秀，真人秀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；观众爱看小鲜肉，所有的节目都把小鲜肉奉为坐上嘉宾。

一窝蜂的背后，是经济利益的驱使，什么最能赚钱，风向就会飘向哪里。

在此背景下，演员的衡量标准也随之变成了能不能赚钱，商业价值成为影视流水线最鲜明的衡量指标。

也难怪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要买热搜、买水军、买粉丝，他们买得越多、数据才能越好看，数据越好看，才能赚得更多。

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不屑于此的，便只能被所谓的市场“淘汰”。

濮存昕，毫无疑问，没数据、没流量、商业价值也不够高，一心向“钱”看的商业市场上，怎么会有他的“活路”呢？

“学艺先学德，做戏先做人”。

梨园行自古传下来的老话，早已为表演划定了两条明确的评价标准，排第一位的是德行，排第二的才是艺能。

可如今的影视行业，正处于“礼崩乐坏”秩序重建的阶段，也无怪濮存昕要避开此处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“桃花源”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还能有话剧舞台这样的清净之所，能够为濮存昕这样的演员留有一方栖息之地，也让观众知晓，在表演的路上，依然有人坚守初心！